地委行署在家的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纸厂。来不及商量,马难生在会上当机立断地宣布五条决定：第一,此案要快审快结,检察院、法院要提前介入,并且要办成铁案；第二,聪江晨光纸业公司总经理兼纸厂厂长的职务由李寻思兼任,立即通知李寻思到位；第三,召开地直企业负责人大会,通报此案,消除疑虑；第四,以行署的名义向晨光总部通报此案；第五,行署秘书长廖克明全权负责李尖端的丧事处理……
还有两个电话必须马难生亲自完成。一个是王清江的电话,另一个是许可的电话。王清江此时正在香江的游轮上,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令人陶醉叫人留连忘返。这时候接电话是件扫兴的事。显然,马难生的电话与气氛不合拍。没容他讲完,王清江便发话了,老弟,这是国际长途,我完全赞成你的五条意见。关机。是呀！国际长途一定要长话短说。虽说是纳税人的钱,该节约一定要节约。第二个电话接通,许可的车正进入聪江城区。真是说曹操,曹操到。许可来到马难生办公室。他在省城出差,接到电话后就往聪江赶。李尖端与他合作虽然只有三个月时间,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许总,大概你也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你要坚信,聪江人民是诚实善良的人民,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马难生真诚地说：“不能因为有这件事而影响我们的合作基础。希望你并通过你向周总做好解释工作。在此,我先跟你道歉,并在必要的时候登门向周总道歉。”
这就见外了。说真话,最初听到这个消息后,许可非常气愤,多少动摇了合作的信心。人是有感情的动物,马难生这样慎重其事地跟他解释道歉,铁石心肠都被软化。还有什么顾虑呢？唯有干,并且干出样子告慰李尖端在天之灵。
关于李寻思接任总经理一事,许可更是没有意见。聪江派最优秀的人才接掌帅印,说明聪江看重这场合作。与“两李经济”合作是最高级别的合作,说明聪江也把他摆在与“两李”同等重要的位置对待。这是拿钱买不到的荣誉,这就是信任。
马难生没有想到的是谣言四起。关于李尖端遇刺身亡的各种板本在社会流传,有的说李尖端是贪官,收了林丰的钱不办事才遭遇不测；有的说是李尖端先下手打林丰。以讹传讹,不知谁是真谁是假。责任在谁？在报社。这么重大的事聪江日报只字未提,客观上给造谣者留下很大的空间。
报社是不敏感还是真的不知道？
马难生叫来了吕文斗总编和社长,质问怎么回事？他们知道发生了这件事,但不敢报道。为什么？吕文斗说这是党报的“传统”,党的报纸不能败坏了党领导下的地方形象。并反问马难生,厂长被杀总不是件好事？
歪理胡说,马难生拍案而起,你们聪江日报是一群无能的总编无能的记者无能的编辑办一张无能的报纸。再这样下去,聪江日报无人看无人订。聪江就是你这一张报纸,没有人跟你们竞争,应该说发行不成问题,可你们就是办不下去,每年都要靠行政命令靠摊派靠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强行订报。是老百姓思想觉悟不高？是因为你们太麻木不仁。聪江发生的大事靠小道消息传播,你们不觉得失职吗？广州日报也是党报,他们的读者百分之九十五是自费订阅。同是党报,为什么人家的报纸就有那样的吸引力？要充分认识到,党报除了当党的喉舌之外,还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这样党报才有吸引力和生命力。要相信群众的觉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群众心里有杆称。不要认为做了负面的报导就是对党不忠诚,如果有这样的认为,中央电视台就是最大的不忠诚,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大多播的是负面新闻。恰恰相反,中央电视台对党最忠诚。对党负责就是最大的忠诚。忠诚不是表现在叫几句口号上,叫得欢,不如做得实。不知两位注意了没有,政府电影华表奖就改变了评奖办法,以票房收入为依据,从观众喜欢的电影中评奖。标榜主旋律不卖座,就如喊了几句口号,空洞无物,影响不了人振奋不了人。党和人民赋予报纸有新闻监督的权力,就必须用好这个权力。认为监督是找碴、得罪人、有风险而不行便监督的权力是失职的表现。今后的聪江日报每一期必需有批评文章,少报道会议,凡是聪江发生的大事一定要报道,以正视听。
批评有道理但不一定听。为什么？因为你马难生是专员不是书记。党内有分工,专员不管意识形态；说不好听点,专员插手报纸是越权行为。当然他们不敢这样当面讲。他俩也有难处,总编说,以前聪江日报也搞过舆论监督栏目“了望哨”,一个星期一次,后变成半个月一次,又变成一个月一次,再干脆取消了。因为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问题。只要是开会,总有人指责“了望哨”没有党性。王清江指示取消“了望哨”栏目。
取消了就百事大吉。
久而久之,脑子里没有舆论监督这个概念。
在他们心目中,党和人民是两个分离的概念,以为不开展舆论监督就是党性就是党报的立场。错了。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利益,对人民负责也是对党负责。党报同时也是民报,是人民的报纸。
离开了人民我们就没有生存的余地。
马难生的话算是敲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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